大冶工人阶级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中共大冶工矿区特支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恢复工会的斗争。首先开展这一斗争的是大冶厂矿工人，因为他们通过反欠饷、反解雇斗争的胜利，进一步认识到组织起来，团结一致的重要性，迫切要求恢复工会组织。

1925年1月，汉冶萍总工会为了帮助大冶厂矿恢复工会，特地从安源派来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同志指导工作。与此同时，京汉铁路、汉阳钢铁厂、安源路矿、汉冶萍运输所等工会代表也抵达大冶厂矿，协助工作。大冶厂矿党支部遂在二门外普安寺内召开了原工会负责人、工会会员代表和外地厂矿代表联席会议。经研究，议定出恢复大冶厂矿工会的行动方案、组织机构、负责人名单等事项，改选了工会领导，并决定向工人散发传单，就工会正式恢复工作事项通告全体会员。会议还决定将普安寺作为工会的常务办事处。工会恢复的消息传出后，工人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相反，资本家却惊慌失措，坐立不安。于是，以大冶厂矿季厚望为首，联合各厂矿资本家发电报向军阀肖耀南乞援，要求出兵干涉。肖耀南于1925年2月4日，以湖北督军公署的名义回电季厚空等，同意“布告严禁恢复工会，并令大冶县知事及该地军警随时查拿究办，令饬湖北第四旅拨队前往驻防”。同时，还发出了3128号指令，签发下文布告：嗣后无论何项人等，不能擅在地方散布非法宣言及私自集会等事，尚敢故违，即行严拿，从重究办，决不姑宽。2月14日，督军第四旅的一个连进驻大冶的石灰窑。军阀和资本家相互勾结，用暴力查封了设在普安寺内的工会机关。200余名从事恢复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被开除。这样，大冶工矿区工人恢复工会的活动在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不得不暂时停止。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军阀和资本家的暴行不可能长期阻止工会的恢复。1925年4月，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又派秘书主任林育南、组织副主任委员许白昊等到大冶，恢复和发展工会组织。

1925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大团体发起召集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大冶厂矿派出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并发布了宣言，通过了一系列当前斗争的决议案。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使中国工人阶级有了统一的工会领导机关，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统一团结的代表和象征。大会闭幕不久，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停发工资，并施用残酷手段镇压要求发给工资的第七厂工人，枪杀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动员群众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反帝斗争的口号。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声援工人斗争，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帝国主义逮捕100多人。于是，万名群众集中在公共租界南京路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屠杀，打死群众10余人，打伤群众无数。这就是历史上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立即号召全国工人以罢工来支援上海工人，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冶地区的工人阶级积极响应全总的号召，广泛开展活动，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6月28日，大冶厂矿工人宣布罢工，并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这时，50多名四川学生来到大冶。他们在日铁株式会社事务所西泽公雄的寓所前，进行反日宣传，并在码头口岸拦阻日船上矿。广大工人、学生置帝国主义的武装威胁于度外，不断抵制日货的侵入，还经常在袁家湖的牧场搭台开会，声讨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8、9月，有力地推动了“五卅”运动的革命浪潮向前发展，推动了大冶地区工会组织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的复兴。正如华记湖北水泥厂在给启新洋灰公司的函中所云：“惟潮流所趋，各工会次弟设立，敝厂工人亦从众组设，势难遏止”。大冶各厂矿工会组织在上级派来的同志和中共大冶工矿区特支的领导下，相继恢复，并开展了活动。

大冶厂矿原工会委员和工人代表#1925年7月秘密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大冶厂矿十人团”（即工会），并选出冷殿卿、仇国升、陈汉祺、肖寅州、陈义伯、徐柱东等为“十人团”领导成员，会议还通过了《告全体会员书》。“十人团”常务办事处设在大冶厂矿钢铁厂二门外国民小学。至此，被军阀肖耀南强行封闭的厂矿工会公开恢复了活动。全厂矿约4000余名工人中就有2000多名参加了工会。其中钢铁厂700多名工人，就有500多人参加工会，一部分工厂职员和厂警矿警也加入了工会。

大冶工矿工会恢复后，华记湖北水泥厂工会也于年底恢复。工会委员长吕子皋、组织股长梁士卿、宣传股长乔富祥、经济股长陈绪起和丁甫根、主要负责人是秘书周良芳，工会会员增加到150多人。随后，富源、富华等煤矿工会也相继恢复。

各厂矿工会组织的恢复，会员的增加，巩固壮大了大冶工人阶级的队伍，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