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夏起，大冶苏区在鄂东南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统一布置下进行了第二次肃反。在当时，党内被列入肃反范围的有“改组派”、AB团、第三党、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恋爱研究社和打狗会、姊妹会等。在大冶地区主要是反“改组派”。
所谓“改组派”，是由“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化而得名，它是国民党的一个派系。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南京蒋介石集团和武汉汪精卫集团合流，而大权则操纵在蒋介石之手。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对此不满，遂酿成了蒋汪之间的派系斗争。1928年间，汪派骨干分子陈公博、顾孟余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改组派）。1929年3月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央设总部，各省市及海外设支部。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和江苏、湖北等省及海外法、日等都成立了支部，最盛时期全国成员达万人。
“改组派”打着恢复“1924年改组精神”的旗号，倡导重新改组国民党。其真正意图是借改组之名，与蒋介石争夺统治权。它实际上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蒋在野派。1931年，汪精卫在香港宣布解散“国民党改组同志会”。1931年12月至次年1月，汪、陈、顾等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中分得了一定职位。“国民党改组派”是国民党内部一个反革命派系，而且因蒋汪秘密勾结后已经瓦解了。那么又何以要在共产党内大抓大杀“改组派”呢？这完全是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酿成的恶果。
1931年1月，王明等人强行夺取中央领导权后，“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国各苏区泛滥开来，尤其是《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出版后，把苏区的肃反运动推向了极端。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和驱使下，鄂东南特委于6月中旬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杀“改组派”运动。7月，中央巡视员到鄂东南苏区。7月7日，他在《巡视湘鄂赣边区给中央的报告》里说，鄂东此次破获“改组派”的经验告诉我们，在1927年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脱离党组织的知识分子现在跑回苏区找关系，大多数是“改组派”。7月11日，他又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改组派”在苏区内活动的目的是破坏红军及消灭苏维埃政权，杀尽负责人，恢复豪绅地主的统治，响应白军。他们每种组织都有两个候补机关，据说他们有3万群众组织，有周密的暴动准备和计划。龙港是他们暴动的中心目标，时间决定在6月20日（阴历端午节），并从武宁来了6个人，准备成立领导机关，就已破获的有阳新县委、县苏（主席在内）、cy县委（书记在内）、县总工会（主席在内）、鄂东特委都被他们钻入。cy县委只有一个不是“改组派”，大冶、通山、武宁县委清一色的“改组派”，其他各社会团体各下级组织，他们差不多占绝大多数，尤其是区的组织。这样一来，鄂东南苏区各县的“改组派”及其反革命酒动就更加活龙活现了。因此，鄂东南地区（包括大冶）的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纷纷惨死在自己人手中。8月14日，鄂东南特委在《目前工作计划决议案》中指出：“肃反工作，特别是目前反'改组派’斗争，应该站在阶级立场，对于真正贫苦工农，须带充分的教育性与说服性，促起他们的阶级觉悟。”“因此对于被欺骗和被迫加入反动组织的真正贫苦工农，绝对禁止乱捉、乱打、乱杀的恐怖行动，欢迎他们自首、自新。”湘鄂赣省省委书记李宗白也在《关于湘鄂赣省的工作报告与过去所犯错误及其责任》中提出要纠正过去肃反所犯错误。从1931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发出反对肃反中的“简单化”和“扩大化”的指示。1932年1月7日，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苏区中央局又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传达到了湘鄂赣省鄂东南地区，成为肃反的工作路线的标准，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控制。同年3月，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林瑞笙、陈佑生等一伙篡夺了湘鄂赣的领导权后，又大搞肃反扩大化。而后，改组的湘鄂赣省委组织工作检查组来到鄂东南，在鄂东南党政军中追查“改组派”。在反“改组派”斗争中，鄂东南和大冶地区党政军许多负责人被杀害鄂东南道委副书记吴干、秘书长刘溪山、鄂东南苏维埃文化部长兼秘书长罗冠国、通山县委书记黄玉田（即刘怀玉）、河北指挥部指挥长柳润泗，红三师政委叶金波、政治部主任张向明、参谋长童友军、鄂城县委书记林明炯、阳新县委书记张晶等，甚至连鄂东南道委书记吴致民也险些被杀。大冶地区被杀害的有戴英奇、刘梅岭、何介夫、戴金则、刘世范、刘世模、石励全、石发世等党政负责人。
大冶苏区肃反的领导与执行机关是县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区设有政治保卫局特派员。政治保卫局自上而下自成系统，脱离党的领导。在“加强其工作”的过程中，权力日益增加与扩大，常常超越同级党政机关自行逮捕与处决“改组派”。大冶苏区此次肃反是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阶级斗争非常复杂，广大干部缺乏同隐蔽敌人进行斗争的经验，党的政策也不完善的情况进行的。有的领导者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党内又有“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所以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肃反工作代替了思想斗争，把肃反看成“中心论”，犯了肃反工作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
1 .肃反中心论的错误。认为一切工作的毛病，都是反革命在其中捣鬼，只要肃清了反革命，一切工作自然就会好起来。根据这种理论，把肃反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把一切力量都放在肃反工作上。鄂东南及大冶的一些主要领导也是典型的肃反中心论者，如吴致民、黄月涛、石继民等都亲自审问案情，处决人犯，而把反“围剿”最中心的任务放在一边，严重地阻碍了革命斗争的发展。
2 .肃反工作扩大化的错误。认为革命势力愈大，反革命愈团结，阶级斗争愈激烈，阶级敌人必须更加利用一切方法在各种组织加紧反革命活动。错误地怀疑敌人在苏区有了庞大的组织，雄厚的力量，因此到处有反革命在活动。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党政军内部的认识问题、是非问题，一般地违反纪律的现象和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联系起来。甚至你写错一个字，讲错一句话，就骂你是“改组派”，动辄要用肃反的眼光来观察你，使得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蒙受不白之冤，无辜被杀。如戴英奇是在1928年革命形势紧张时，在阳大地区无法容身而逃至彭泽去的，1929年下半年回来工作，因闹过思想情绪，吴致民说他不是一个好东西就杀了。何介夫是个秀才，当时担任列宁学校校长，说他是个旧人员，杀了。刘恒贞家庭出身是大地主，说他靠不住，也杀了。当时乱抓乱杀“改组派”现象严重，乱抓乱杀的事例举不胜举。
3 .肃反工作简单化的错误。不作调查研究，单凭口供或怀疑，乱提乱审，乱抓乱杀，造成革命队伍内的混乱。
大冶苏区的反“改组派”斗争，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是革命阵营中的一场大内战，对苏区的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乱杀错杀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革命骨干分子，使革命力量受到严重的损失。鄂东南苏区被当作“改组派”杀害的干部群众不下3000人，大冶地区在肃反斗争中共杀了909人，其中被当作“改组派”杀害的就有365人，而果城一个区就杀了126名“改组派”。乱杀“改组派”，使苏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异常缺乏，压抑了广大党员干部的革命积极性，破坏了苏区生动活泼的党内生活，使党内发生恐慌，同志互相猜忌，搞得人人自危，精神压抑，忧虑重重，不敢讲话，严重地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挫伤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同时削弱了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战斗力。乱杀“改组派”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和大冶苏区失陷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场内战持续时间较长，直到1934年春湘鄂赣省政治保卫局局长曹衍元奉令处决了鄂东南大搞肃反扩大化、乱杀“改组派”的政治保卫局局长明安福以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对敌斗争的主要矛盾冲击后，这场党内混战才基本结束，教训是极为惨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