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城）大（冶）抗日民主根据地是由国民党旧行政区鄂城一区和大冶二区（位于现鄂州市与黄石市区之间的一块狭长地段）所组成。它以鄂城麻羊塘为中心，西起鄂城城关，东至黄石港，北靠长江天堑，南抵铁山、下陆、碧石渡，纵横100余华里。抗日战争时期，它是鄂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五师跳跃大江南北的重要渡口，被称之为开辟鄂南的“桥头堡”。在与日、伪、顽的复杂斗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一）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1942年5月，新四军五师十四旅西路部队进入鄂大地区后，与先期到鄂大地区活动的秦大俊率领的部队会合，留下一个连开辟鄂大，同时鄂城县委派马德乡督导员谭道如会同曹洪波、童国卿到鄂大地区，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活动，在部队的协助下，着手开辟鄂大抗日根据地的工作。6月，中共鄂大临时工委成立，谭道如任书记，曹洪波负责组织工作，童国卿负责军事。临时工委成立后，把根据地内党的建设作为基础建设来抓，临时工委书记谭道如以行医为掩护，秘密发动群众，吸收了曹坤、黄秀清、李辉、柯超群、李朝玉等一批骨干入党。8月，鄂大临时工委改为中共鄂大工作委员会，王表任书记，陈楷任组织部长，梁洪任敌工部长，谭道如、柯逢年、冯玉亭、欧少伦任委员。工委成立后，党的各级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10月，先后建立了中共洪二乡区委、中共新丰乡区委、中共七花乡区委。区委书记分别由湛杰、曹坤、黄秀清担任。同时，相继建立了中共湖东、湖西、燕矶、映陂等乡区委。1943年5月，为了加强党对各乡工作的领导，工委将鄂大地区划分3个大区（片），燕矶至麻羊埴以北为一区，区委书记喻南山，后为江萍，辖中共洪二乡、新丰乡、湖东乡、湖西乡4个分区委;燕矶至黄石、花湖以北为二区，区委书记柯逢年，辖中共燕矶乡、映陂乡2个分区委和打石乡、金太乡的党组织;三区辖中共七花乡分区委和宋皇乡、吕泉乡、凤凰乡党组织，区委书记陈楷（兼）。
鄂大根据地在工委的领导下，党的组织建设不断发展，到1945年，共建立了3个区委，7个分区委、30多个党支部，约有210多名党员。1945年4月，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经中共鄂南中心县委批准，中共鄂大工委撤销，成立中共鄂大县委会，易苗任书记，喻南山任组织部长，冯老七任军事部长。
（二）地方武装的建立与活动。1942年8月，鄂大工委成立后，就积极筹建地方武装。9月，成立了鄂大指挥部，欧少伦任指挥长。不久，又组建了江昉大队，杨雄任队长，刘远任指导员，有二三十人枪。年底撤销鄂大指挥部，成立鄂大总队、欧少伦任总队长。同时，江防大队与王表带领的便衣队（鄂大临时工委成立时，组建了一支16人的便衣队——编者注）合并，编为鄂大总队一连。1943年春，成立鄂南指挥部，鄂大总队一连被编为鄂南指挥部警卫连。工委书记王表又从各区、乡武工队抽调队员，重新组建鄂大总队一连。不久，又接受从铁山暴动出来的劳工和各乡民兵参军，组建了鄂大总队二连，8月，鄂大总队二连被编入鄂南总队。9月，鄂大又从各乡武工队中抽调队员组建一个连，余汉卿任连长，刘远任指导员，后改为战斗四连。从1942年秋起，鄂大地区先后建立了一区“湖东武工队”、二区“沿湖武工队”、三区“铁山武工队”和洪二乡、湖西乡、燕矶乡、新丰乡、七花乡、宋皇乡、凤凰乡武工队等3个区武工队7个乡武工队，抗日武装发展到700余人枪。鄂大工委常以武工队袭击周围敌据点和寻机消灭日军。1942年底，驻碧石渡的日军到陈盛一带勘察地形，企图在根据地设置据点，敌人的这一举动直接威胁着根据地首脑机关的安全。工委决定拔掉这颗钉子。时过几天，敌人拟动工修建。鄂大县总队200余人在队长周采田的指挥下，向敌发起袭击。日伪军吓得魂不附体，连忙丢下运来的建筑物资，慌忙缩回碧石渡据点，再也不敢到陈盛修建碉堡了。工委还广泛发动群众配合武工队员割电线，拔电线杆、破坏县城至碧石渡的日军通讯设备，搅得敌人惶恐不安。
不仅如此，工委还非常重视民兵建设，各区、乡都建立了民兵组织。凡18至46岁的男子都参加民兵组织，乡为大队，保为中队，甲为小队，沿江船民成立船民大队。民兵担负放哨、送信及军事后勤任务。在普遍建立民兵的基础上，还将民兵中青年积极分子挑选出来，建立基干民兵组织，每保成立一个基干民兵小队，负责派哨、查哨、传送情报，参加一些军事行动。为了提高民兵素质，工委还举办了3期基干民兵训练班，共训练了400多人。
在此期间，工委还为新四军和鄂南地方抗日武装输送了数百名兵力。总之，从1942年起的3年抗战中，鄂大先后组建了10余支武工队、8个连队，总计1000多人，都全部编入了五师主力部队。他们与敌、伪、顽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鄂大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
（三）加强政权建设，成立鄂大政务委员会。1942年8月，在中共鄂大工委成立的同时，成立了鄂大政务委员会，王表任主席，冯玉亭、谭道如任副主席。以麻羊埴为中心，下辖洪二、新丰、湖东、湖西、燕矶、映陂等13个乡政府。政务委员会下设税务局、公安局、粮食局、军事指挥部、财务科、司法科、经征处等。1943年5月，为了加强根据地的组织领导，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区政府。1944年1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按“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民主政府，鄂大在沙窝凤凰山龚家湾召开了民主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党、政、军、群众团体的代表，有开明绅士和各乡保长200多人，会议根据“三三制”原则选出了鄂大政务委员会。选出了王表、谭道如、柯逢年和开明绅士、群众代表阮子霞、王少庭、周伯英等为委员，王表任主席，谭道如任副主席。会议还通过了减租减息，整顿乡政，增加乡政人员的决议，经过民选举产生的政务委员会，威信很高。
（四）建立抗日群众团体。鄂大地处日伪顽的夹隙中，工委根据该处的特点，经常向临近敌据点的乡村派出武工队，通过做深入细致的统战工作，改造利用伪维持会，形成一些两面或三面政权，使根据地逐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并先后组建了青年救国会、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团体。在沿江船民中成立了船救会。这些组织成立后，积极协助各级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团结各方人士，为抗日出力。特别是船救会，作出的贡献更大，几年中，船救会干部协助沿江各渡口的水上交通站，组织船队，接送共产党、新四军往返大江南北数百趟，达2万人次。为新四军开辟鄂南，抗击日寇，起到了桥梁作用。
（五）做好统战工作。1942年6月，鄂大临时工委成立后，临时工委书记谭道如就以行医为掩护，拜访了阮子霞、周伯英、王少庭、王幡香、周康民、谢梅村、余子松等一批民主人士。之后又多次召开座谈会，争取和团结他们共同抗日。阮子霞是一位知名学者，曾留学日本。日军多次请他任职，他坚拒不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他不顾年迈体弱，积极帮助五师收集情报，营救遇难同志，为抗日出力。王少庭，是位医生，也是一位为抗日作过贡献的知识分子，在谈、傅、刘战役中，他主动带药到前线抢救伤员，受到新四军指战员的高度赞扬。
“红学会”是封建迷信组织。其头目一般为本地区地主、绅士。他们打着“卫民”的旗号，称霸一方，反对建立抗日政权。“红学会”人多势众，遍及鄂、大、阳，尤以鄂大地区为甚。1942年，鄂大临时工委为了团结广大群众共同抗日，把统战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广大“红学会”会员上。经过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部分乡的“红学会”组织拥护党的抗日主张，临时工委负责人通过耐心细致的宣传，使池湖港“红学会”头目，开明绅士余子松接受了党的抗日主张，支持抗日。但是，燕矶以下有少数几个乡的“红学会”头目却坚持反对临时工委。为了抗日大局，临时工委书记谭道如亲自到杨家湾找“红学会”头目谈判，被其顽固的教师爷煽动不明真相的会员包围，部队的两名通讯员被杀，谭道如持枪冲出包围圈。本着“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统战策略，鄂南工委书记鲁明健亲率一营武装支援鄂大临时工委。当部队行至鄂城鼓楼山上时，被“红学会”顽固头目唆使的会员包围。这时部队首长向他们喊话，宣传抗日道理，他们反而驱使受蒙蔽的会员，手持长矛，啸呼“刀枪不入”冲杀过来。为警告顽固头目，部队开枪还击，击毙了两个冲在最前面的小头目。这一打，不仅威慑了反动头目，而且打破了他们“刀枪不入”的鬼话。接着又继续宣传党的抗日统战政策，教育受蒙蔽的群众，工委书记王表多次召开乡、保长会议，宣布各乡、保红学会，只要将刀枪上缴，会员解散，会坛拆毁，我们一概不捉、不审、不追究其罪过。在党的强大政治攻势和统战政策的感召下，“红学会”彻底被瓦解了。其中燕矶“红学会”头目严子良在一段时间内表现不错，后来还担任了乡长。
“湘鄂赣三省混成司令部”司令金龙章，在鄂东南地区是个颇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具有较高的爱国热情。鄂大政务委员会也与他建立良好的统战关系。1943年，通过上级党的统战关系，将他接到鄂大政务委员会，通过促膝交谈，金愿意支持抗日。通过他做国民党地方游击队的工作，在他的帮助下，原国民党黄仁洁团和袁杰团积极抗日，先后脱离国民党，加入新四军，成为一支抗日武装。又如，原鄂城县伪自卫大队长王宽林，过去不分敌我，有奶便是娘，经过党的政策的教育和金龙章的帮助，改邪归正，走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
由于鄂大工委和政务委员会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抗日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鄂大地区成为一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成为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东南前哨，成为江南的标头堡和门户。
（六）进行经济建设，增强根据地活力。鄂大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同时，还依靠群众积极开展了经济建设。他不仅保障了当时根据地党、政、军和深入鄂南作战的新四军五师十四旅主力部队的给养，还将大量的粮饷源源不断地送往鄂豫边区，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1、抓税收。1942年秋，鄂大税务分局成立，谭道如兼任局长。分局下辖3个税所，9个税卡，负责征收商业税和农业税。鄂大扼水陆交通要塞，税源充足。如黄石的三峡税卡，月收税额有时高达万余元（银元），城是在敌战区的“大华”、“老成”、“利源”煤矿以及城关的“西川棉花公司”、“大来公司”等洋行，每月也得向根据地交纳1500元一2000元的税款。这些税收，不仅保障了根据地党政军的财政开支，还为鄂豫边区和往来部队提供大量的给养。
2、发展生产。鄂大抗日根据地非常重视发展生产，实行合理负担，注意调动群众的积极性。1942年，根据地实行征收农业税后，农民交了田赋，地主不认账，不肯在田租中扣减，农民的负担加重了。为了奖励生产，实行合理负担，政务委员会根据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议，在征收农业税时改田赋为“税契制”，即重新清理登记田亩，在地契上加盖政府的印章，附税则税率，并规定由持契者承担田赋，这样做，既维持了当时地主富农的土地权和经营权，也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3、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在当时，根据地的农民受地主的盘剥是沉重的。就收取田租来说，有“对半分”、“四六分”、“三七分”等各种形式。1944年，鄂大政务委员会根据边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李平、林迅先在新丰、洪二两乡搞试点，然后将试点经验在区、乡全面推广，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整个根据地3区9乡全部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同时，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鄂大政务委员会还降低了农业税税率，改固定税率为以产计税，对有特殊困难或遇天灾人祸者，实行减征或免征税。人民群众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感受到抗日政府为民着想，生产热情和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
4、兴修水利。鄂大濒临长江，境内堤段100多华里，尤其是花马湖一带，每年汛期，江水倒灌，内湖水位猛涨，庄稼被淹，房屋冲毁，民不聊生。1943年冬，鄂大政务委员会筹集数万元资金，组织群众，开港筑堰，仅用一个冬春的时间，就完成了100多华里长江大堤的修整加固任务，使境内千余亩良田免遭水厚，万余亩土地旱涝保收。生产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七）开展敌伪和锄奸工作，壮大抗日力量。鄂大根据地地域险要，斗争复杂，开展敌伪和锄奸工作是很有必要的。根据地对这方面的工作也抓出了成效。鄂城一区伪区长张静舟，家住城关附近，开始他对抗日政府采取抗拒态度，拒不纳税。为了保证根据地税收工作的正常进行，政府情报科乘他儿子结婚之机，派手枪队潜入他家，把他抓了出来，当面向他阐明纳税道理，直到他答应纳税后才放他回家。后来他在任职期间，一直同鄂大抗日政府保持联系，并每月向鄂大根据地交纳800元（银元）的税款。
与此同时，在敌据点附近的伪乡、保长，也多数被根据地政府争取过来，成为两面政权，明为敌人办事，实为根据政府服务，向我们提供敌人的活动情报，供给根据地军民的食盐，协助税务人员征收税款，鄂城城关、铁山据点的日军每次到鄂大地区“扫荡”，由于他们及时提供情报，使我们提前做好隐藏粮食，疏散群众，作反击准备，敌人的“扫荡”不是扑空，就是遭到我军的伏击。
鄂大根据地的党、政、军在做好敌伪争取工作的同时，对那些死心塌地投靠日寇，为虎作傕，破坏抗日，危害人民，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汉奸，则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开展锄奸工作。黄石港有个姓詹的情报队长，干尽了坏事，群众唤他为“铁杆汉奸”，群众对他恨之人骨。鄂大手枪队趁其酒后找妹妇寻欢作乐之机，将其击毙。又如碧石渡“戈矛队”队长万青云，是个十足的土匪汉奸，他暗中与日伪军勾结，抽捐绑票，乱杀无辜，鱼肉乡里，残暴至极，他与共产党为敌，专拣群众最痛心的事情干。一次，“戈矛队”与“红学会”发生械斗，事后他对会员报复，一次就杀死“红学会”会员中的51个独生子。群众强烈要求政府镇压。1942年9月，万为其母做寿，并借机唱大戏，聚大赌。鄂大工委决定除掉他。王表带领手枪队和武装班，将万青云从戏场中强行押出。第二天，工委根据群众的呼声，将这个恶贯满盈的汉奸镇压了。人心大快，此后，碧石渡一带的社会治安情况也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