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至1939年初，大冶地区连续发生两起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流血事件，这就充分证明当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抗日战争中，大冶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仍然存在着突出的阶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大冶地区的共产党人并不悲观失望、仍然持乐观的态度，确信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的进攻，都是一定要被粉碎的。倒退只是暂时的现象。他们以抗日大局为重，正确执行统战政策，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坚持全民族抗战。

在共产党坚持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同时，大冶地区出现各种名目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的头目许多是土匪、劣绅，也有少数是我党我军的叛徒和流落人员。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借抗日之名，行鱼肉百姓之实，有的甚至公开投靠日本，充当鹰犬、破坏抗日。当然也有少数从维护自身的利益出发，或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在一段时间内坚持抗日。对于这些地方势力，大冶地区党组织坚持团结多数，分化、瓦解少数，孤立、打击极个别顽固分子的原则，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在对待方步舟的态度上，就是尽量争取与其联合抗日。

方步舟曾在共产党内担任过要职，1937年只身脱离部队，被捕后投降国民党。抗战爆发，他回到家乡，拉起了几百人的队伍，自称“湘鄂赣边区民众武装抗敌总指挥部”总指挥。

1938年底，冯玉亭从项家山惨案的教训中体会到建立抗日武装的重要性后，又组织了一支有40余人、20多支枪的抗日队伍。为了生存和发展，根据党的统战策略，先后与欧阳毅、杨俊等合作抗日。队伍合并后有120余人，八九十条枪。后由欧阳毅出面，与田维中联系，改编为田部第四支队。1939年冬，鄂南中心县委书记李平、冯玉亭与方步舟谈判达成协议，方答复收编冯、欧抗日游击队为第三支队，允许共产党员到方部任职，于是冯、欧把部队拉到方部，同时成立鄂南人民抗日指挥部，方步舟任指挥长，冯玉亭任政治部主任。彭济时任新兵训练处指导员。实现了冯、方合作。为了加强对方部统战工作，中共大冶县委负责人刘正旭、石教珍、曹洪波等相继派往方部任职，方部各支队指导员基本上由共产党员担任。同时，中共鄂南中心县委遁陈珍如到方部，建立中共特别支部，陈珍如任特支书记，冯玉亭任军事委员，彭济时担任组织委员，发展党员50余人。另外，鄂南中心县委还陆续派遣70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方部工作，对外是宣教工作团，对内是鄂南区委。方部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发展很快，成为一支拥有3000多支枪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梁湖、月山一带，咸（宁）、大（冶）、鄂（城）边境建立了比较可靠的抗日根据地。

1940年春，国民党湘鄂赣边游击总指挥部樊松甫派吴进庭来改编方部。方当时心情十分矛盾，既想独立，又怕被国民党吃掉，很想回到共产党这边来。他先后派冯玉亭、刘正旭找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和湘鄂赣边特委，与中共鄂南中心县委书记李平3次谈判，要求与共产党抗日部队合编或直接编入新四军、八路军，或由共产党派红军老干部去其部加强领导。可惜党内有人担心会因此得罪国民党，拒绝了方部的要求。结果方部在国民党军队派员指使下，急剧右转，刘正旭、冯玉亭、彭济时等一批“露红”干部被迫撤离方部，迅速转移，冯玉亭转移至中共天汉地委，彭济时转移至黄冈，刘正旭转移途中牺牲。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冯、方合作统战关系又遭到了破坏，把一支可以争取过的重要抗日力量推到国民党方面去了。这不能不说是鄂南特委一些领导人在执行党的统战方针问题上的重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