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建立党组织

04-26 16:49  

“项家山惨案”的发生,给大冶地区的共产党人留下了血的教训,具体有3个方面:

一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各党派、各阶层群众参加,成分复杂。虽然主要斗争的目标是指向日本侵略者,但内部必然存在各党派、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认识这种斗争的存在,积极参加和正确处理好这些斗争,在斗争中求得统一战线内部的稳定和团结。大冶中心县委领导成员,他们爱憎是分明的,对于那种和国民党反动派刀对刀、枪对枪、壁垒分明的斗争经验是丰富的,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昔日的仇敌变成了“友党”、“友军”的特殊情况下,阶级斗争的经验就缺乏了,界线就划不清了,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放松了警惕性,这是酿成惨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

二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937年12月,王明担任长江局书记,来到武汉,把华中地区作为他的独立王国,极力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阶级斗争,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青年的总汇”,鼓吹蒋介石“雄才大略”,“将成为中国不朽的民族英雄”。他拒不传达和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故略方针,而宣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规定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要向地方政府(即国民党政府)登记,受地方政府领导,共产党领导抗日武装,都要统一于国民党,做到“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它彻底放弃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导作用和领导地位。

鄂东南是王明直接控制的地方,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较深。大冶中心县委的领导成员也不例外。他们忘记了“刘青事件”、“赵勤事件”的教训,自己有人、有枪,却不敢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而是把枪埋起来,乞求国民党来“领导”、“改编”和“承认”,等待国民党给个正式“番号”,划一块地盘。面对磨刀霍霍,武装到了牙齿的敌人,自己却赤手空拳,等待敌人来“统一”。程贤友等人已被捕,表明敌人已经在向我们动手了。可是,他们却还天真地认为:“国共已经合作了,蒋介石下了命令,不准杀共产党。”他们能跑而不跑。林平在已经听到枪声之后,却赤手空拳,自投罗网,在项家山上的其他人员,一不武装,二不尽快转移,毫不戒备,让敌人一网打尽。这显然是王明右倾投降路线造成的严重危害。党要继续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就必须彻底排除党内右倾投降错误的干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

三是党必须建立和扩大自己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往往表现为实力的较量。在抗战过程中,各地方势力争夺的主要目标是领导权和武装。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广大民众开展敌后抗日斗争,就必须同这些地方势力发生矛盾。解决这些矛盾,主要是通过实力的较量。如果刘青与大冶中心县委的主要领导成员能及时正确地采纳项家山临时支部的建议,不急于同国民党阳新二区区长马华树及地方势力进行谈判,首先建立和掌握一支革.命武装,也许项家山惨案不会发生,即使是发生冲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抵抗与保护,损失也不会那么惨重。所以说,建立共产党自己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幸存的大冶中心县委成员及其在大冶地区坚持领导群众抗日的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是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核心,要继续领导大冶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就必须迅速恢复和重建共产党的组织。于是,他们前赴后继,立即着手重建大冶地区党的组织。幸免遇难的中共大冶中心县委统战部长冯玉亭赶到郑家沟,在无法与上级接头的情况下,与郑世顺、彭方正等组成中共大冶临时县委,冯任书记。同时,在七峰山、南山开展工作的大冶中心县委军事部长彭济时,为了争取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尽快恢复阳大地区党的组织,历尽艰辛,前往鄂东,向中共黄冈中心县委书记刘西尧汇报了大冶、阳新的情况,并接上了组织关系。彭济时奉命在大冶龙角山一带组建了中共阳(新)大(冶)临时工委。临时工委由彭济时、陈力群、黄玉堂、柯逢年、陈珍如等组成,彭济时任书记。党组织重建以后,他们继续领导民众抗日。1939年1月5日,“郑家沟事件”发生后,他们再次分析情况,再找原因,从中进一步汲取教训,继续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不久,即1939年5、6月间,中共湘鄂赣特委即派刘正旭组建了中共大冶县委,刘正旭任书记。并在方步舟部建立了特别支部。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刘正旭在转移途中牺牲。刘正旭牺牲后,曹君迈继任大冶县委书记。1940年冬,曹在石灰窑因叛徒出卖惨遭杀害,大冶地方党组织再遭挫折。1941年春,彭济时奉命重回大阳地区,组建了新的大冶中心县委,书记彭济时(后为桂平),委员曹庆祥、陈力群、柯逢年等。新的大冶中心县委成立后,继续领导大冶、阳新人民的抗日战争。使阳大地区的抗战由艰苦的相持阶段逐渐向着发展阶段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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