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大冶的反动统治阶级对工农群众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猖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其手段之毒辣令人发指。他们断绝乡村与市镇的来往，使农产品不能输出，日用必须品（尤其是油盐布）不能购买，纸票不兑现，借贷完全停止，变减租减息为加租加息。他们胁迫参加过农民协会的群众罚款，名为“罚党”，即处罚革命党之意。凡是农民协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幸免遭难的都要担负巨额的罚款。小箕铺大劣绅刘慧臣是主持“罚党”最厉害的一个。大箕铺演宫地区3个姓曹的土劣，借口农民协会烧了他们的家谱，强迫曹清山等4个办过农协会的农民赔钱1000串。在花犹树地区的太平寺、龙济寺、三峰寺和果城里的太尉庙的绅士、和尚，依仗当时大冶县官的势力，强迫参加过农民协会的农民赔偿被捣毁的菩萨。豪绅地主还以“整家规”的名义，向参加过农民协会的农民罚款、罚酒席、罚打板子，并强迫农民写“戒律字”，不准今后再搞革命。花犹树3家姓杨（杨春成、杨秀廷、杨其美）的农民，共欠一户徐姓地主90串钱，原已还清，大革命期间，地主藏起了帐簿，这时地主又拿出帐簿向3户农民追索本利，这3户农民有理无处说，只得卖儿卖女来还债。

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里，大冶工矿区的工人阶级在大革命时争得的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已完全被取消，工资减少了，工头有无限权威。他们规定:凡原厂工人入厂，必须找到3家担保，才能重新办理入厂手续；凡外籍、外厂工人入厂，必须在本厂内找3人连环具保方能进厂。这样，大批工人运动积极分子被关在厂矿大门之外。各厂矿当局还把工人中的“危险分子”名单提供给反动军警。华记湖北水泥厂的王德元、张国斌等10余名工人就是这样被投进监狱的。即使是已经入厂的工人，一举一动也都受到工头和工贼的严密监视。厂主矿主，对工人束缚非常厉害，工人举止行动，都在严密监视。富源、富华几个大煤矿都装置栏杆，把工人关在里面。有二次，反动军警以追查从山背来的共产党为由，竟将7名煤矿工人捆绑在柱子上刑讯逼供，工人连起码的人身安全都无保障。

大冶地区的工人阶级不光是政治上遭受残暴的迫害，而且在经济上承受苛刻的剥削。大革命前最常见的降低工资、延长工时、增加劳动强度等剥削手段，这时更盛行、更残酷了。1927年8月，华记湖北水泥厂将工人的工资每月减洋2元。许多厂矿又恢复了包工制，工人被迫日夜干活，时间长达13个小时，而工资却十分低微，技术工人的工资算是最多的，每月也只不过10-20元，其余路工、修理工以及固定矿工都是10-15元。矿工大半是挑夫工人，每天的工钱只有一串至三串之间，还有一些工贼及厂方小头目，甚至资本家要工人倾销肥皂、毛巾之类，抬高价目来剥削工人。童工则完全没有工资，整天为老板干家务活，稍不如意还要挨打受骂。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高利贷剥削，不断上涨的物价等等。工人生活十分悲惨。那时，工人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工人吃苦真难当，自从进工场，手劳足也忙，资本家虐待我，对我似豺狼。所得工钱少，不够填肚肠，上难供父母，下难养儿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