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上大冶报道（记者 程长珠 宋露露 文/摄）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危急时刻，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由此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响亮口号。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彻底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边区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

这一时期，大冶地区共产党人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大冶中心县委，领导大冶、阳新、通山、鄂城、咸宁、黄梅、广济、蕲春、圻水等县的党务工作，机关设在大冶南山头金公祠。大冶中心县委根据党的“六大”会议精神，决定以手枪队为基础，吸收地方赤卫队等武装，成立鄂东南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举行了“六卅”农民大暴动，以及震惊全国的大冶兵暴，红八军、红三军团在大冶组建。大冶为鄂东南地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恢复党组织，重新点燃革命烈火

大冶在大革命失败后党组织已不复存在，保留下来的少数党员已转入了极为隐蔽的地下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是上下脱节的，带着严重的革命低潮时期的特点。在黑暗中摸索的革命者非常盼望能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导。

1927年10月4日，中共湖北省委决定派胡朝珠（汉阳兵工厂工人）和项充如到大冶、阳新组建阳大县委，其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根据地。

10月中旬，胡朝珠、项充如各携带驳壳枪一支，秘密潜回大冶的项谷文村。当时大冶县长李鉴堂，悬赏通缉项充如。项充如回到项谷文村，族中父兄又喜又惊，手足无措，堂兄项盛寿提出，只有到华家山去，住在华瞎子的家中潜藏起来，慢慢地开展工作。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由项盛寿挑着行李和一点粮食，潜入华家山。就这样，他们以这里为据点，日伏夜出地开展工作。

华家山悬崖陡壁，山路弯曲狭窄，地势险要。项谷文村与华家山村有亲戚关系，又都是穷人，同命相连，在这里进行革命工作，群众基础比较好。所以，经过10余天的秘密活动，他们终于与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戴英奇、戴华丰、刘全三、徐宁甲（徐策）、柯永年、石励金、石坚白等人取得了联系，并根据省委指示，正式成立了中共阳大县委，胡朝珠任书记，项充如任组织部长，戴英奇任宣传部长，刘全三为县委交通员。从此，阳大地区又有了自己的革命指挥中心。

1928年5月，省委派特派员吴致民来到阳新、大冶地区工作，当时大冶地区已经有60多名共产党员，经请示省委同意，成立大冶县特别支部委员会，隶属湖北省委和鄂东南区委，驻地南山头。1928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决定撤销中共大冶县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中共大冶县委员会，隶属中共湖北省委，县委机关设在南山头。这是大冶县第一个县委领导机构。

中共大冶县委成立后，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1928年10月，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使大冶的广大人民群众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清楚地看到：穷人要翻身解放，就必须跟着共产党走；必须拿起枪杆子，同国民党反动派、乡村中的地主豪绅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28年10月，一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群众地方武装——大冶县委手枪队（亦称盒子炮队）宣布成立，队长余立金（后刘全三），队员有彭济时、饶惠谭等20余人，常驻南山头。他们经常穿着长袍，腰藏手枪，在南山头附近的各个村庄活动。手枪队开始只有阳大县委时期保存下来的两支手枪，后由在武汉读书的黄梅卿用手风琴作掩护弄回两支手枪，最后增加到10余支手枪。

大冶秋收暴动

“八七”会议以后，湖北省委根据会议精神，制定了秋收暴动计划，决定发动以鄂南为中心的全省暴动，并将鄂东区分为大阳（大冶、阳新、鄂城）、黄圻（黄梅、蕲春、圻水、广济）、黄麻（黄安、黄冈、麻城、罗田）三个特区，各设中共特别委员会。

1927年9月28日，根据省委指示，大冶秋收暴动在大阳区特委军事主要负责人王焕章及当地农民负责人程俊、曹振亚、曹大骏等领导下分头行动。当晚，东关天主教堂被炸毁、铁山至石灰窑铁路轨道被撬弯、街头巷尾贴满了革命标语。暴动发生后，反动政府调来大批军队日夜戒严，大肆搜捕暴动人员，10余名暴动干部被抓，4人被杀。大冶秋收暴动，虽未取得彻底胜利，但是促使了鄂东暴动，策应了鄂南暴动，在战略上有效牵制了敌人，为秋收起义作出了贡献。

1927年10月4日，组建阳大县委。由于大冶县正在悬赏通缉项充如，胡朝珠和项充如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秘密潜回大冶项谷文村，以华家山为据点，开展秘密活动，并根据省委指示，正式成立中共阳大县委。之后，阳大县委组织了两次惩治土豪劣绅的斗争，豪绅地主们甚为恐慌，勾结反动武装“常练队”进行了残酷的“清乡”，因此，在紧张的局势下，阳大县委暂时撤离了大冶，其存在时间仅4个月。

大冶兵暴旧址

但它向阳大地区人民宣告“敌人越清乡，我们越暴动！敌人越清乡，我们越要杀土豪”的雄心壮志。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提出了“争取群众，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的策略。

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南山头根据地

由于大冶具有工人革命运动的深厚基础，1928年10月27日，党中央在“通告第六十九号”特意指示：大冶是湖北的4个（武汉、大冶、孝感、宣河）最重要的中心区之一。通告还明确提出：要特别注意工作中心及党的力量集中。省委根据这一精神，加强了对鄂东地区的巡视指导。

1929年春，鄂东的阳新、大冶、鄂城、黄梅、通山等县的党组织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形势发展要求党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2月，由于叛徒出卖，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省委书记夏文法、工人部长法荣庭等42人被捕，夏文法、法荣庭、曹壮父等16人在武昌文昌门惨遭敌人杀害。由于省委屡遭破坏，鄂东各县党组织与省委失去了联系，而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同年2月，吴致民回省委汇报后第二次来到大冶，口头传达了中央指示：“为加强党的领导，在鄂东成立中心县委，而鄂东各县工作，应以大冶为主，深入开展大冶黄石港、石灰窑等工矿区的工作。”

根据中央指示，吴致民等在阳新县委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了中共大冶中心县委。此时，大冶中心县委领导大冶、阳新、通山、鄂城、咸宁、黄梅、广济、蕲春、圻水等县党务工作，机关设在南山头金公祠。

1929年7月，鄂东南地区第一支具有正规番号的红色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在大冶南山头成立。

形成武装割据，巩固扩大根据地

红五纵队攻克大冶城。1928年7月，党的“六大”后，根据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了湖南平江起义，成立工农红军第五军，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

左起：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滕代远。

1929年6月，红五军军委举行扩大会议，谈论红五纵队到鄂东南开辟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会议认为，鄂东南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交通发达，同时大冶工矿区工农群众思想觉悟较高，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创造一个武装割据的局面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于是，红五军军委决定由李灿任司令员，何长工任政治委员率领红五军五纵挺进鄂东南。

1929年9月，红五纵队先后攻克崇阳、通山、阳新、大畈、龙港、排市等县城和集镇，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10月上旬，在通山黄沙镇和大冶中心县委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由大冶中心县委书记吴致民、红五纵队政治委员何长工主持，拟定了攻打通山、大冶、阳新等县城的计划。

11月，红五纵队决定攻打大冶县城。11月7日中午，红军部队3000余人分别从南山头、花犹树、马对于一线出发开到大箕铺、曹家晚一带树林隐蔽起来。黄昏发起攻城，枪声一响，敌人慌忙爬上城楼守城，紧闭县衙大门。红军组织“爬城队”，在机关枪猛烈火力的掩护下，“爬城队”队员们利用活动云梯、铁刺脚蹬等爬城利器，迅速敏捷地爬上城墙。县“常练队”见红军如此勇猛果敢，纷纷吓破了胆，丧失斗志，不敢再进行抵抗，“常练队”100余人全部缴械投降。在红十二军配合下，第五纵队攻占了大冶县城。接着，红军又消灭了刘仁八、白沙铺、小箕铺、三溪口、韦源口等地的“常练队”。红五纵队攻克大冶城，推动了大冶地区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和党组织的发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在大冶农村逐步展开，大冶红色政权的扩大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壮大武装力量，组建红三军团

早在1930年3月，滕代远、何长工和吴致民、徐策、方步舟（即项充如）等离开大冶，去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和湖北省党的代表会议。会议结束后，吴致民、徐策、方步舟等于6月初回到了大冶，而滕代远、何长工因为要参加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暂留上海。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结束后，滕代远、何长工带着中央派到红五军工作的周桓、谭政文等十几名同志回到大冶。彭德怀回到刘仁八，与滕代远、何长工商量决定尽快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落实“三个会议”精神，组建红三军团。

红三军团成立地点——刘仁八三房村

6月16日，红五军、红八军前委扩大会议在刘仁八三房自然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彭德怀、滕代远、何长工、邓萍、谭政文、袁国平等20多人，湖北省委特派员吴致民，大冶、阳新县委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由彭德怀主持，先由滕代远、何长工、谭政文传达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湖北省党的代表会议精神。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精神主要是分析全国苏维埃建设形势，统一法律法令，巩固和扩大苏区；红军代表会议精神主要是要适应新形势，扩大红军、统一编制问题，提出要猛烈扩大红军，组织全国总暴动。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提出将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辖红五军、红八军和红十六军，8月1日前要扩大到5万人，准备成立第三方面军。会议精神充满着左倾冒险主义，但由于与会人员对全国形势不太了解，没有提出异议。在讨论组建红三军团时，彭德怀开始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现在红五军和红八军只有1万多人，即使发展到3万人也只有一个军，等扩大到5万人再成立军团，但多数人则认为成立军团能壮大声势。滕代远则说组建红三军团是中央的决定，应当执行，至于兵力不足，可以陆续扩编补充。通过讨论，取得了共识，当即决定组建红三军团。

红三军团成立后，在大冶地区作短暂休整，主力红军主动撤出大冶，向金牛、保安、铁山、鄂城进军，在金牛一带惩办了几个地主土豪，收缴1000多两黄金作为军费，然后摆出攻打武汉的架式。但彭德怀没有执行中央进攻武昌、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左倾路线，而是向敌人力量相对较弱的鄂南和湘北前进。徐策、侯中英、饶惠谭、曹祥仁、余立金、乔信明、马龙等2000多名参加红军的大冶子弟跟随红三军团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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