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大冶沦陷，县国民政府县长向铁率机关要员逃离县城，流徙于打石洪、虞俭、月山、毛扬等地农村。此后数易县长，均未能返城。县国民政府流落期间，在冶南一带，利用残留保・甲组织，查开田亩册，征收田赋，其他各种税项，照收不减。此期，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汪伪大冶县政府亦用同样办法逼收田赋。这样一来，农民一田要缴两方钱粮，负担重上加重。此外，农民还要负担保甲经费，游击队就地摊派费，其他临时税捐等，还要临时征用民夫、派粮、派款。人民赋重得惊人°有的被逼得卖儿卖女，有的被逼得投河上吊。县国民政府在流落乡村期间，秉承其主子蒋介石的旨意，对抗日一贯持消极态度，执行“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置民族危亡而不顾，配合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制造事端，破坏抗日组织，残害党员干部和抗日群众。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1944年6月，李澄中继任大冶县国民政府县长，驻地多处转移，10月，赴鄂城投靠成渠，成渠后被日军诱杀，李澄中又将县政府驻地移回县境内的刘付八村。日军投降后，于1945年9月11日依仗国民党反动势力，迁回县城。县长李澄中伙同县国民党党部书记董汉强、三青团干事长芦邦汉等，重操旧业，忠实执行蒋介石卖国、内战、独裁的反动政策，乘机大肆贪污劫财、鱼肉百姓。不久，李澄中被控贪污渎职而革职。后由刘琼继任县长，刘继续实行独裁统治。1946年秋，刘崇燮接任大冶县县长职务，亦与地方反动势力相勾结，残害人民。不久，胡昭华接任大冶县县长，胡上台后上下串通，镇压工农运动、破坏大冶人民迎接解放的各项活动。大冶连换几任县长，他们均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始终坚持与人民为敌。他们组建反革命武装，扶持反动势力，榨取民脂民膏，支持内战，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其罪恶行径历历在目。
（一）设立政警机构，欺压人民。1945年9月，原转移到农村的县国民政府迁回县城，随即设立军事科、警察科、社会科、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税捐征收处。1947年下设乡公所17个。1948年，县政府将7科并为5科，警察科扩充为警察局，另设田粮处、税捐处，县以下设区、乡、保、甲。
与此同时，国民党县党部机构也健全起来，1942年以前，田维中任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达10余年，抗战胜利后，省党部先后指定董汉强、程弼任书记长，并设执委3至5人，下设区党部、区分部。1948年，县党部有正副书记长各1人，执委12人，监察委员6人，秘书室秘书2人，干事2人，助理干事2人，区党部15个（每乡镇1个），且内分宣传，组训等机构。
1945年，大冶县还成立了三青团大冶县分团部，卢帮翰兼干事长。
县国民政府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除大力组织和健全其反动的政权机构以外，还竭力建立反革命的军警组织。1945年，县国民政府将县自卫大队改称警察大队，下设3个中队。1946年;县警察大队改为保安警察大队。1947年3月，成立城区警察所。6月，成立县警察局，辖保安警察大队，区设警察所。同年下半年成立县民众自卫总队，1948年，民众自卫总队改称自卫常备大队，下属4个中队，两个中队驻县城，两个中队守江防。7月，县自卫大队扩充为自卫团，辖两个营，官兵700余人。
这个时期，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在黄石港、石灰窑这个沿江小镇上，不仅设有镇公所、警察局，还设有江防司令部、国民党工矿区党部、三青团区团部、反共救国军、中统和军统特务组织，以及属于这些组织外围的青年行动队、青红帮、一贯道、黄色工会等等。
除此之外，国民党还在大冶驻有重兵。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川军七十二军三十四师顾祝银率部到大冶“劫收”，大冶人民遭受了一场严重的浩劫。尔后，国民党一二六军残部驻大冶，军部设荏大冶县城，拥有一个团的兵力，师部设在石灰窑，同时还有两个团的'兵力驻守黄石港、铁山等处。
整个大冶，到处军警林立，特务横行，敌人磨刀霍霍声，无辜群众被杀的惨叫声，随处可闻，城乡之间，笼罩着白色恐怖。
（二）清查户口，编组保甲，强化统治。刘琼接任大冶县国民政府县长后，为了加强统治，于1946年一、二季度，进行了全县户口大清查、清查分两步进行，1946年第一季度全面完成全县户口的清查整编工作;第二季度县政府又对全县户口进行复查。经清查与复查核实，全县共有56278户，337555人。其中，男性178806人，占总人口的53.97%，女性158749人，占总人口的47.03%，全县应受教育人口为291187人，已受教育的只占应受教育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还要弱，而其中文盲竟达224236人。县国民政府清查户口，其目的不是为了让群众安居乐业，生育繁衍，提高人口素质，而是为了加强其法西斯统治。户口清查后，将全县划为17个乡，242个保，3810个甲。实行乡保联防，强化统治。
在清查户口整编保甲的过程中，除甲长由村村民推选轮流担任外，各地乡保人员全部由地方绅士、恶霸地主担任，重新形成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地方政权。地方绅士、恶霸地主控制地方政权后，大施淫威，疯狂报复，残酷迫害隐匿于地方的抗日党政干部，抗日军队伤残人员以及一些革命干部家属。内战期间，大冶地区被杀害的群众无以计数，光是党政军领导干部留有真实姓名的就有126人（外籍在大冶牺牲的不计在内）。中原突围后，一批新四军流落人员潜入或返回大冶，县国民政府借清查户口之机进行残酷迫害，他们有家不能归，只得隐身于深山密林之中，过着非人的生活。
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的特务机关，也延伸到了鄂南地区。军统局湖北情报站将全省分为鄂中、鄂东、鄂西、鄂北、鄂南5个情报组，鄂南组长熊秉谦，助理孙养浩、组员方步舟、熊瑛等。大冶县国民政府通过整编保甲之后，亦在各乡、保设立了情报组或派有情报员，党的地方干部和人民群众时刻处在特警人员的监控之中，惶惶不安。县国民政府为了禁止人民群众同共产党接触，强行“五户连保连座，一户‘通匪’，五家同罪”的制约方法，用以限制民众的活动;对蒋介石颁布的《戡乱建国十大公约》大肆宣传，强迫老百姓诵读;还强行规定不许民众看报、听广播、议论时事、谈论政事。在强控之下，群众言行稍有“不慎”，就会招来坐牢乃至杀身之祸。
（三）强征捐税，搜刮民财。日军盘踞大冶期间，日伪疯狂的破坏、掠夺，国民党反动派无休止地榨取，使抗战胜利后的大冶陷入财源断绝、民不聊生的境地。但是，县国民政府为了筹集巨额的内战经费，先设立税捐征收处，后又另设田粮处、税捐处，订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就农业税而言，1945年全县免征田赋一年，佃农减租四分之一，到1947年，大冶田赋改征实物，以民国二十六年田赋正附税额161750元为标准，折征稻谷83345石，另征公粮7360石。这年全县所存公粮6072石，大多数由大户“保存”，张国钧一家竟存420石。
再看工商税，1946年，县税捐处征收营业税2752万元，屠宰税3667万元（此项税开征时每头猪只收4角，到1945年增加到每头猪要收500元，是原来的1250倍），营业牌照税1257万元，使用牌照税98万元，筵席娱乐税779万元;财政部湖北区直接税局大冶分局征收所得税、特种营业税、印花税4037万元，同时，财政部湖北区货物税局大冶分局另征货物税，财政部盐务管理局还开征盐税。
1947年，大冶地方税计有营业税（省、县共有）、契税、房捐、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筵席娱乐税等，多达28种之多。合计预算199亿元，实征232亿元;中央矿产税、统税、烟酒税等实收26亿元；中央所得税、特种营业税、印花税等半年，实征1598万元。同年6月1日，大冶在县城、保安、黄石港、石灰窑开征棉花临时特捐，10月1日，又开征自卫特捐。1948年，大冶普通食盐每担征税35万元，土膏盐每担征税28万元，渔业盐每担征税14万元o内战期间，县国民政府征税名目不断增多，征税额逐年上升。他们兵匪一家，商店时常被抢，银行多次被窃，群众屡屡受罚，名目繁多的税捐，压得穷人喘不过气来，有的被逼得妻离子散，有的走投无路，割腕自缢。真可谓“苛政猛如虎”也！
县国民政府为了支持内战，大量增加军费开支，致使财政人不敷出。巨额赤字借发行纸币来弥补，先是滥发“法币”，法币严重贬值后，又改用金元券。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2头牛，到1947年却买不到半套火柴了。金元券1948年9月开始发行时，与银元的比价为2：1，到1949年5月，与银元的比价是5430000：1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万元钞票地上丢，谁也不想弯下腰去收”的说法。通货恶性膨胀，市场物价每时每刻成倍上涨。许多店铺门前都挂着“目下一言为定，早晚时价不同”的牌子。以米为例，1948年5月5日，大冶米价每石330万元（法币），下旬就涨至610万元。是月，湖北区职员生活待遇指数，按18.5万倍的标准调整，可见当时物价飞涨到何种程度！内战时期的大冶，生产衰退，金融混乱，处处都是一片萧条的惨状。
（四）抽丁拉夫，支持内战。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独裁统治，于1946年10月颁布了所谓《新兵役法》，恢复征兵制度。《兵役法》中规定18岁至45岁的男性公民为壮丁，是适龄预备兵，都要应征。开始，国民党政府按“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不抽”的规定在乡、保中抽壮丁。1946年冬大冶县开始了抽壮丁征兵。
由于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失道寡助，在战场上屡遭挫败，官兵厌战，逃兵甚多，国民党中央部队严重减员，兵力不足，所以被抽入伍的壮丁人数不断增加。国民党政府的征兵规定并不是人人平等的，那些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就是按规定被抽到了签的，也可以不去当兵。为了顶数，开始出现用钱买壮丁顶替的现象。各地乡保人员见买壮丁有利可图，能捞油水，便要不愿去当兵的抽丁户出数百块银元或几十担稻谷买兵。乡保长将买兵的钱物装进自己的私囊，以后又带着乡丁、保丁不花一分钱昧着良心去抓穷人家的壮丁顶数。于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冶各地就出现了抓壮丁这样的黑幕。
随着内战的蔓延，抓壮丁愈演愈烈，国民党县政府除了要应付其顶头上司的征兵任务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需要扩充绥靖地方兵力，国民党地方游击队为了配合内战，亦急需补充兵员。这样一来，按国民党政府的所谓征兵规定抽壮丁再也无法满足其需求了，于是乱抓壮丁的现象在全县随处可见。1948年大冶县征兵任务是2420名。自卫大队扩充为自卫团，兵员也大大增加。县长胡昭华亲自带着乡保人员到处强拉壮丁。铁山有个叫姜水甲的农民，儿子仅15岁，壮丁抽到头上了，儿子哭着说，就是要当兵也要等我长大呀！姜水甲无奈，只好提着酒肉找保长说情，并请抓壮丁的乡丁、保丁喝酒，才未把儿子抓走。时隔不几天，保长又要捉他儿子去当兵，姜水甲无计可使，只得东挪西借，弄上几百块钱买个兵顶替，才算了事。事后，姜水甲一家穷得锅底朝天。在那时，有刚入洞房的新郎就被抓走的；那些未来得及躲避的壮丁被抓往前线，白白送了命。许多青壮年为躲壮丁，有的断肢伤目；有的抛妻别母，流落他乡；还有的被逼上绝路。
国民党发动内战期间，除了乱抓壮丁以外，还经常强拉民夫去为他们挖战壕，筑碉堡，帮助国民党军队运挑军用物资、背行装，拉大炮。有的民夫惦念妻子老少，不愿为国民党内战卖命，冒死逃跑，常常被国民党反动军队、乡丁、保丁枪杀。人民生活真是苦不堪言。有人在钞票上这样写道:“捐税又抽丁，要钱又要命，官儿都刮跑，只苦老百姓。”